課程概述
本課程透過移地實習或志工服務計畫的實踐,讓同學們建立跨文化的同理心,以及從行動過程中反思自我關係及界線的能力。
課堂心得(一)
這堂課與其他課程不太一樣,基本上未有上課,而是讓修課學生自行開會討論。原本今年暑假要到越南、印尼及緬甸進行各類志工服務的同學,因疫情影響無法出團,因此只得藉由開課使服務團學生擁有學分並繼續準備。並且出團期可能會延後到寒假或明年暑假。
從以前到現在,我大略知道系上有前往越南及印尼(峇厘島、亞齊)的服務團,成立不超過四年。固定在暑假出團,今年新增了緬甸。雖是以教育為目的但方向略有不同,印尼團基本上是教授電腦設備教學、發展女性培力,其他則是以中文教學為主。
以緬甸團為例,他們與仰光的孔聖國際教育學院合作。透過今天與緬甸團團員聊天得知,孔聖機構也是台灣人開設,在當今各國人接觸華語大多學用簡體字的風潮下,是少數推廣與教導傳統繁體字的單位,算是難得的。
事實上從我多年與外籍人士交流的經驗所知道,目前海外各大小中文學習單位幾乎來自中國大陸,大至所謂的孔子學院,小至民間集團,且把持著九成海外華校的教材(如寮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的華語學校)。除了孔聖集團外,台灣亦有宗教團體推廣至東南亞各國,一方面雖然傳播不同信仰,但也教授台式華語、繁體中文給當地人士。例如一貫道,其實我個人對一貫道不太好感,但曾經見到泰國、柬埔寨當地年輕人參加一貫道團體後,學了一口標準台式中文,也算是奇特交流體驗。
緬甸團表示,現在還不確定能前往緬甸的時間,也要等當地機構通知才能決定。在孔聖的學員多半是仰光本地華人,因為歷史因素仰光的華語教育有數十年斷層,年輕一代仰光華人大多不會華語。孔聖單位也希望本系的緬甸團能設計出適合他們到訪時間的教材,比如若在寒假出團,則需教授春節相關題材,若在八月底九月初出團,可搭配中秋節主題,以此類推。
越南團則是到北越沙巴地區,在此有少數民族,同中國南方的瑤、苗等族。但因政府力度不夠,當地除發展觀光外亦存在教育落後、婦女弱勢、跨國人蛇交易等問題,便有長期人權團體、學生志工到當地服務,透過語言、商業及技能等教學,改善當地婦女及青年生計問題。
從以前到現在,我大略知道系上有前往越南及印尼(峇厘島、亞齊)的服務團,成立不超過四年。固定在暑假出團,今年新增了緬甸。雖是以教育為目的但方向略有不同,印尼團基本上是教授電腦設備教學、發展女性培力,其他則是以中文教學為主。
以緬甸團為例,他們與仰光的孔聖國際教育學院合作。透過今天與緬甸團團員聊天得知,孔聖機構也是台灣人開設,在當今各國人接觸華語大多學用簡體字的風潮下,是少數推廣與教導傳統繁體字的單位,算是難得的。
事實上從我多年與外籍人士交流的經驗所知道,目前海外各大小中文學習單位幾乎來自中國大陸,大至所謂的孔子學院,小至民間集團,且把持著九成海外華校的教材(如寮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的華語學校)。除了孔聖集團外,台灣亦有宗教團體推廣至東南亞各國,一方面雖然傳播不同信仰,但也教授台式華語、繁體中文給當地人士。例如一貫道,其實我個人對一貫道不太好感,但曾經見到泰國、柬埔寨當地年輕人參加一貫道團體後,學了一口標準台式中文,也算是奇特交流體驗。
緬甸團表示,現在還不確定能前往緬甸的時間,也要等當地機構通知才能決定。在孔聖的學員多半是仰光本地華人,因為歷史因素仰光的華語教育有數十年斷層,年輕一代仰光華人大多不會華語。孔聖單位也希望本系的緬甸團能設計出適合他們到訪時間的教材,比如若在寒假出團,則需教授春節相關題材,若在八月底九月初出團,可搭配中秋節主題,以此類推。
越南團則是到北越沙巴地區,在此有少數民族,同中國南方的瑤、苗等族。但因政府力度不夠,當地除發展觀光外亦存在教育落後、婦女弱勢、跨國人蛇交易等問題,便有長期人權團體、學生志工到當地服務,透過語言、商業及技能等教學,改善當地婦女及青年生計問題。
課堂心得(二)
「跨文化溝通」這堂課比較特別,不必到課,而是讓同學自行開會模式進行,但因疫情肆虐不能出國,即便各團開會也無法更後續安排計畫,身為助教要課程紀錄的難度變大幅提升。關於國際志工,筆者從中學時代就有些許疑問。在剖析自身求學經歷,與得到保羅計畫人員支持後,決定將這些個人經驗和思辨書寫下來,並分為三個不同面向延伸,作為課堂紀錄。
談到國際志工,一般聯會想到「出國當志工」,但若是在台灣本地接待外賓,算不算國際志工的一種?若以我高職時的事件為例,是能夠算的。數年前,我就讀某所高職外語科英文A班,班級依照成績排序。不論科別,歷年來通常也是A班升學成績更為亮眼。每個科系A班的前幾名同學,更是師長和校方的重點培育對象。其他學生被關注的程度便容易被忽略,就像只是襯托出前幾名學生的優秀而存在。在升學主義至上的台灣社會,這種現象並不稀奇。
當時的科主任人脈廣闊,某年暑假有來自美國教會的青年要來本縣待上兩週,與本地教會交流,因此需要幾位高中生擔任在地接待的「國際志工」。科主任語若干老師們不假思索選中英語A班排名前幾的學生。然而實際上,這些同學平時在班裡經常仗勢欺人,因此當這個機會到來,大部份同學都不太服氣,卻無法改變結果。在被選中的人之中,只有一位女同學並非班級前五,但為什麼符合資格呢?原來這位女孩家境優渥,父母從小便將她送出國遊學,也有擔任海外志工經驗,加上英語十分流利,因此被選為隊長,帶著班級前五名同學到本縣基督教會擔任志工。
暑假期間,每每在臉書見到這幾位同學分享和外國青年、孩童的照片,除了我以外,其他同學也不太甘心。而這些前幾名的同學在往後申請大學或其他計畫上,亦能因為這次的「國際志工」經歷加分。
除了高中經驗,我有個親戚經濟條件也相當優渥,從小亦將孩子送往紐澳美,假期間也帶著孩子在世界各地旅遊。有句話是這麼說「有些人十六歲已經走過半個世界,有些人可能十六歲才走出小鎮」。這點我深有體會。而這位親戚的孩子在青春時期所有的國際經歷,也成為新制教育下加分有利條件。其實這是一個階級輪迴,有錢人父母栽培孩子學才藝、送到國外長見識等,條件一般的父母沒有選擇,只寄望孩子懂事,不要學壞就好。而社會資源依然掌握在前幾百分比的人手上。
綜上所述,是否正在散播仇富思想?其實並不是。
有人認為既然一生都不可能大富大貴,就無需太努力了。筆者認為階級與貧富差異確切存在且難以消弭,但這不是去放棄努力的理由。有些人一出生就在至高點,而普通人需要幾年時間才能讓從子宮裡就存在的距離縮減甚至歸零。
我的其他同學-班級或科內排名被稱為後段者的同學們上大學後,不乏有到國外實習、校內接待外賓、代表校系出國……等等,不亞於當初前幾名的同學。網路上流行過一句話「縱使走得慢,但絕不缺席」,或後來被簡化成「雖遲但到」。或許有人會說:別人高中就達到的水平,你們二十多歲才走到這裡,是否仍顯現差距?並且實際證明「再努力也沒有用」?但我們也必須接受人終有資質與資源差異,如果背景不如人的條件下還能保有上進心,便無須在意他人言語。只要不被眼前的「不平等」打倒,最終依然能到達可能是你的背景無法供給,但是是自身努力搏來的高度,也會見到更多風景。
談到國際志工,一般聯會想到「出國當志工」,但若是在台灣本地接待外賓,算不算國際志工的一種?若以我高職時的事件為例,是能夠算的。數年前,我就讀某所高職外語科英文A班,班級依照成績排序。不論科別,歷年來通常也是A班升學成績更為亮眼。每個科系A班的前幾名同學,更是師長和校方的重點培育對象。其他學生被關注的程度便容易被忽略,就像只是襯托出前幾名學生的優秀而存在。在升學主義至上的台灣社會,這種現象並不稀奇。
當時的科主任人脈廣闊,某年暑假有來自美國教會的青年要來本縣待上兩週,與本地教會交流,因此需要幾位高中生擔任在地接待的「國際志工」。科主任語若干老師們不假思索選中英語A班排名前幾的學生。然而實際上,這些同學平時在班裡經常仗勢欺人,因此當這個機會到來,大部份同學都不太服氣,卻無法改變結果。在被選中的人之中,只有一位女同學並非班級前五,但為什麼符合資格呢?原來這位女孩家境優渥,父母從小便將她送出國遊學,也有擔任海外志工經驗,加上英語十分流利,因此被選為隊長,帶著班級前五名同學到本縣基督教會擔任志工。
暑假期間,每每在臉書見到這幾位同學分享和外國青年、孩童的照片,除了我以外,其他同學也不太甘心。而這些前幾名的同學在往後申請大學或其他計畫上,亦能因為這次的「國際志工」經歷加分。
除了高中經驗,我有個親戚經濟條件也相當優渥,從小亦將孩子送往紐澳美,假期間也帶著孩子在世界各地旅遊。有句話是這麼說「有些人十六歲已經走過半個世界,有些人可能十六歲才走出小鎮」。這點我深有體會。而這位親戚的孩子在青春時期所有的國際經歷,也成為新制教育下加分有利條件。其實這是一個階級輪迴,有錢人父母栽培孩子學才藝、送到國外長見識等,條件一般的父母沒有選擇,只寄望孩子懂事,不要學壞就好。而社會資源依然掌握在前幾百分比的人手上。
綜上所述,是否正在散播仇富思想?其實並不是。
有人認為既然一生都不可能大富大貴,就無需太努力了。筆者認為階級與貧富差異確切存在且難以消弭,但這不是去放棄努力的理由。有些人一出生就在至高點,而普通人需要幾年時間才能讓從子宮裡就存在的距離縮減甚至歸零。
我的其他同學-班級或科內排名被稱為後段者的同學們上大學後,不乏有到國外實習、校內接待外賓、代表校系出國……等等,不亞於當初前幾名的同學。網路上流行過一句話「縱使走得慢,但絕不缺席」,或後來被簡化成「雖遲但到」。或許有人會說:別人高中就達到的水平,你們二十多歲才走到這裡,是否仍顯現差距?並且實際證明「再努力也沒有用」?但我們也必須接受人終有資質與資源差異,如果背景不如人的條件下還能保有上進心,便無須在意他人言語。只要不被眼前的「不平等」打倒,最終依然能到達可能是你的背景無法供給,但是是自身努力搏來的高度,也會見到更多風景。
課堂心得(三)
至於為何國高中年紀的筆者,已經對國際志工打上問號呢?身為一名90後,在成長過程裡不難見到國際志工的宣傳:招募「有愛心」的大專生,暑假到某個國家的某個偏鄉村落當志工,「體驗」另一種生活。有時學校老師播放影片,也口口聲聲告訴我們:你看!人家(偏遠地區孩童)在那種條件環境下也在努力學習,你們還不好好珍惜?
影片裡的大專生志工分享著:自己有多麼不知足,原來世界上有人日常用水用電都是奢侈、原來有人繳不起台幣幾十元的學費必須輟學打工…對志工而言,花了十多萬台幣去一個網路水電不足的地方,「體驗」到截然不同的人生,幾週後就必須離別,也許一輩子不會再踏上這塊土地。對當地孩童來說,會不會是一次次情感割離?今年一批人來陪伴玩樂、教數學英文、蓋房子修設備,幾週後時間一到就必須離開。明年一批,後年再一批……同樣的歡喜別離重複發生,是否有些殘忍?
而若以非坊間機構-大專院校內自立的「海外志工團」來看,多數具有學長姐-學弟妹向下傳承意義,且在行前訓練、語言基礎上做得較為扎實,一位學生重複去相同地點的機率也較高;第一年是菜鳥,第二年可能就是隊長或幹部,逐年往下傳承精神與經驗。當地人若見到熟悉面孔再次來訪,「被遺棄感」似乎也能相對減少些。
所謂幫助,是誰受到幫助,哪一方需要被幫助?什麼是「有愛心」?它是如何被社會結構定義的。同前所述,條件好的家庭或個人較容易接觸到國際相關組織活動,似乎也容易讓人建構起「有愛心」的形象,然而曾有位條件優渥的親友告訴筆者,很多有錢人或企業捐錢只是為了減稅和提升名譽,真正有扶弱濟貧心的人並不多。但我們還是姑且相信有這類人的存在。
「國內也有不少貧苦弱勢者,為何去幫助素昧平生的外國人?」是國際志工最常被問及和甩不開的枷鎖,但其實並無標準答案。許多外籍人士亦對台灣的醫療、教育具偉大貢獻,近乎終生留台,將歲月與專業奉獻給台灣社會。相對而言,若因此批判海外志工不先救自己人,也說不太過去。
「國際志工」來源於二戰結束後的德、法兩國,並在數十年內蔓延到亞洲地區,成為新興、以青年為主,並支持反殖民、人權推動、環保等各面向。透過海外/國際志工,也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軟勢力,扮演國與國、跨社會之間溝通的角色。
台灣自2001年由政府鼓勵「國際志工」的推動,筆者認為初期應是正向,只是一旦進入商業模式,且曾擔任海外志工就能對升學有利,以及志工到當地後帶來對當地環境人文的「質變」,也因此至2010年後,台灣社會對於國際志工有所質疑聲浪,但最終仍未引起廣泛討論與思辯。
很多人認為國際志工付出時間精力、愛心,去「幫助」當地人,給弱勢者關愛與協助。近年來「服務汙染」概念被提出,意謂著我們可能是帶著自以為是的文明善良和熱血,去「服務」大眾認知中的弱勢群體。因為普遍不是長期,對當地能做的改變有限。當短期志工帶著滿滿的回憶與收穫走了以後,當地居民生活又回歸到從前,因此被動與主動幫助的界線其實很模糊,甚至也會製造大量垃圾和不必要的雜物。
因此只能透過社會大眾願意反思與討論,海外志工的發展方向,以及如何把服務汙染降到最低、如何使它不要落入商業化模式,讓有心力之人都能夠參與及為世界貢獻一份心力。
影片裡的大專生志工分享著:自己有多麼不知足,原來世界上有人日常用水用電都是奢侈、原來有人繳不起台幣幾十元的學費必須輟學打工…對志工而言,花了十多萬台幣去一個網路水電不足的地方,「體驗」到截然不同的人生,幾週後就必須離別,也許一輩子不會再踏上這塊土地。對當地孩童來說,會不會是一次次情感割離?今年一批人來陪伴玩樂、教數學英文、蓋房子修設備,幾週後時間一到就必須離開。明年一批,後年再一批……同樣的歡喜別離重複發生,是否有些殘忍?
而若以非坊間機構-大專院校內自立的「海外志工團」來看,多數具有學長姐-學弟妹向下傳承意義,且在行前訓練、語言基礎上做得較為扎實,一位學生重複去相同地點的機率也較高;第一年是菜鳥,第二年可能就是隊長或幹部,逐年往下傳承精神與經驗。當地人若見到熟悉面孔再次來訪,「被遺棄感」似乎也能相對減少些。
所謂幫助,是誰受到幫助,哪一方需要被幫助?什麼是「有愛心」?它是如何被社會結構定義的。同前所述,條件好的家庭或個人較容易接觸到國際相關組織活動,似乎也容易讓人建構起「有愛心」的形象,然而曾有位條件優渥的親友告訴筆者,很多有錢人或企業捐錢只是為了減稅和提升名譽,真正有扶弱濟貧心的人並不多。但我們還是姑且相信有這類人的存在。
「國內也有不少貧苦弱勢者,為何去幫助素昧平生的外國人?」是國際志工最常被問及和甩不開的枷鎖,但其實並無標準答案。許多外籍人士亦對台灣的醫療、教育具偉大貢獻,近乎終生留台,將歲月與專業奉獻給台灣社會。相對而言,若因此批判海外志工不先救自己人,也說不太過去。
「國際志工」來源於二戰結束後的德、法兩國,並在數十年內蔓延到亞洲地區,成為新興、以青年為主,並支持反殖民、人權推動、環保等各面向。透過海外/國際志工,也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軟勢力,扮演國與國、跨社會之間溝通的角色。
台灣自2001年由政府鼓勵「國際志工」的推動,筆者認為初期應是正向,只是一旦進入商業模式,且曾擔任海外志工就能對升學有利,以及志工到當地後帶來對當地環境人文的「質變」,也因此至2010年後,台灣社會對於國際志工有所質疑聲浪,但最終仍未引起廣泛討論與思辯。
很多人認為國際志工付出時間精力、愛心,去「幫助」當地人,給弱勢者關愛與協助。近年來「服務汙染」概念被提出,意謂著我們可能是帶著自以為是的文明善良和熱血,去「服務」大眾認知中的弱勢群體。因為普遍不是長期,對當地能做的改變有限。當短期志工帶著滿滿的回憶與收穫走了以後,當地居民生活又回歸到從前,因此被動與主動幫助的界線其實很模糊,甚至也會製造大量垃圾和不必要的雜物。
因此只能透過社會大眾願意反思與討論,海外志工的發展方向,以及如何把服務汙染降到最低、如何使它不要落入商業化模式,讓有心力之人都能夠參與及為世界貢獻一份心力。
課堂心得(四)
前幾篇提到筆者曾就讀外語科英語組,在我們科系的風氣,加上2017前的社會環境,對於喜愛歐美日韓明星感覺是正常,看待東南亞移工新移民,甚至僅是膚色偏深者,多半帶有嘲謔意味。
在學校裡我們被鼓勵說英語、與「西方」外國人交流,無論網絡或現實中,去結識「西方面孔」的「國際友人」,只要誰說自己新認識「國際友人」,便能得到同學欣賞目光。
筆者高職時期坐公車或火車通勤。有一回下雨,正在第一廣場撐著傘等公車的我突然感覺身後有些推擠,回頭一看是三位身材嬌小的菲律賓女性,她們用英語說「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讓我們躲一下雨?」,我也以不太流暢的英語和她們聊了幾句。到學校後馬上與同學分享,同學們卻說「外勞、第一廣場很危險,不要接近」、「講英語就去找西方人比較安全,不要找什麼菲律賓印尼」。
當下的我啞口無語。
或許是好不容易和校內美籍老師以外的「外國人」交談卻馬上被潑冷水;和「為什麼金髮碧眼是外國人,菲國印尼就是外勞?」、「白人比較安全嗎?」這些疑問,在一個平凡高中生的心中種下。
班上同學們和老師也會說伊斯蘭是極端宗教,對女性不公、喜好搞衝突紛爭。於是有人說,頭巾是對伊斯蘭女性壓迫,她們應該「被現代文明」解放。也有人說,很多女外勞都戴頭巾,是不是別接近她們比較好?中學時代被報章媒體渲染的我,也是這麼想:同情穆斯林女性,並希望有一天不再有女人需要佩戴頭巾。
台灣民眾對伊斯蘭的認知,大概率會是穆斯林女性早早結婚生子、男性能娶五個老婆、太太做決定需丈夫允許…到現在很多台灣人可能還是這麼想。習慣西方濾鏡的亞洲人們,思維也容易被制約。
2012年舉世關注的「馬拉拉事件」、2014年「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崛起,使人們對伊斯蘭教等於極端份子的印象更加深刻。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我上國中與高職的時候,時下青少年如何看待伊斯蘭便可想而知。
直到2016年,由一群移工在台中火車站周圍發起行動,與台灣人Free Hug並邀請台灣民眾舉牌與印尼移工合照:「伊斯蘭不是恐怖份子,我們支持和平!」可惜當時我已經搬到南部,無緣見證這次意義非凡的活動。但看到臉書有台灣朋友參與合照並上傳,依然感動。
在南部生活,我認識形形色色的印尼籍穆斯林,也打破諸多刻板印象。說老實話,與東南亞學生或移民工接觸完全不危險,反倒有一次印尼學生甫上公車,卡裡卻不夠錢遭車上長輩以「外勞沒錢還敢搭車」等字句訓斥,使我們一行人備感威脅。後來印尼學生投下零錢並向司機說謝謝,依然維持風度。他們或許聽不懂被罵什麼,但已經感受到他人態度極不友好。
近年許多高中公民課安排參訪第一廣場、清真寺,使接觸及認識東南亞文化、移民工議題的年齡層逐漸往下,也是一大進步。然而原先被忽視和歧視的場域,在慢慢被外界打開的同時,也必將流失一部份原本的人事物。這是一個陣痛期,不知道會延續多久,但也考驗當權者、媒體如何保有與尊重原生態。
在學校裡我們被鼓勵說英語、與「西方」外國人交流,無論網絡或現實中,去結識「西方面孔」的「國際友人」,只要誰說自己新認識「國際友人」,便能得到同學欣賞目光。
筆者高職時期坐公車或火車通勤。有一回下雨,正在第一廣場撐著傘等公車的我突然感覺身後有些推擠,回頭一看是三位身材嬌小的菲律賓女性,她們用英語說「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讓我們躲一下雨?」,我也以不太流暢的英語和她們聊了幾句。到學校後馬上與同學分享,同學們卻說「外勞、第一廣場很危險,不要接近」、「講英語就去找西方人比較安全,不要找什麼菲律賓印尼」。
當下的我啞口無語。
或許是好不容易和校內美籍老師以外的「外國人」交談卻馬上被潑冷水;和「為什麼金髮碧眼是外國人,菲國印尼就是外勞?」、「白人比較安全嗎?」這些疑問,在一個平凡高中生的心中種下。
班上同學們和老師也會說伊斯蘭是極端宗教,對女性不公、喜好搞衝突紛爭。於是有人說,頭巾是對伊斯蘭女性壓迫,她們應該「被現代文明」解放。也有人說,很多女外勞都戴頭巾,是不是別接近她們比較好?中學時代被報章媒體渲染的我,也是這麼想:同情穆斯林女性,並希望有一天不再有女人需要佩戴頭巾。
台灣民眾對伊斯蘭的認知,大概率會是穆斯林女性早早結婚生子、男性能娶五個老婆、太太做決定需丈夫允許…到現在很多台灣人可能還是這麼想。習慣西方濾鏡的亞洲人們,思維也容易被制約。
2012年舉世關注的「馬拉拉事件」、2014年「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崛起,使人們對伊斯蘭教等於極端份子的印象更加深刻。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我上國中與高職的時候,時下青少年如何看待伊斯蘭便可想而知。
直到2016年,由一群移工在台中火車站周圍發起行動,與台灣人Free Hug並邀請台灣民眾舉牌與印尼移工合照:「伊斯蘭不是恐怖份子,我們支持和平!」可惜當時我已經搬到南部,無緣見證這次意義非凡的活動。但看到臉書有台灣朋友參與合照並上傳,依然感動。
在南部生活,我認識形形色色的印尼籍穆斯林,也打破諸多刻板印象。說老實話,與東南亞學生或移民工接觸完全不危險,反倒有一次印尼學生甫上公車,卡裡卻不夠錢遭車上長輩以「外勞沒錢還敢搭車」等字句訓斥,使我們一行人備感威脅。後來印尼學生投下零錢並向司機說謝謝,依然維持風度。他們或許聽不懂被罵什麼,但已經感受到他人態度極不友好。
近年許多高中公民課安排參訪第一廣場、清真寺,使接觸及認識東南亞文化、移民工議題的年齡層逐漸往下,也是一大進步。然而原先被忽視和歧視的場域,在慢慢被外界打開的同時,也必將流失一部份原本的人事物。這是一個陣痛期,不知道會延續多久,但也考驗當權者、媒體如何保有與尊重原生態。
課堂心得(五)
在台灣移工的人數不少,許多人也對他們有偏見及歧視,對這些想法往往是因為我們只看到他們的其中一個面向,或是看到幾個案例就推論到所有移工身上,甚至推論到他所屬那個國家,在缺乏了解的情況下,人們就很難去尊重他們。
保羅計畫的精神就是去了解社會結構不公正的部分,透過實踐的方式去改變和影響他人,我認為到其他國家做志工這件事,是服務他人的過程中同時也有所收穫,從對方身上獲取知識以及了解他們的文化,雖然我沒有到其他國家做志工的經驗,但曾到南投信義鄉協助國中新生提前適應班上同學及學校的志工活動,那邊的學生幾乎都是原住民孩子,過程中很明顯發現這群孩子和在都市裡的孩子很不一樣,從休閒娛樂到思維模式甚至是行為,恰恰說明了不同文化與生活模式對人的影響。
在上述的服務過程中我學習到如何與原住民孩子互動,在短時間要融入他們是一大挑戰,但我相信若是能夠有更多時間能與他們互動,就能夠有更多了解,當聽到一些對原住民有所誤會的言論時,我會夠透過自己的了解與經驗與他人溝通、減少偏見甚至是歧視。將同樣的狀況套用在到其他國家當志工,除了給予服務之外,也要從中學習如何去尊重並且有友善的對待與自己不同的文化。
保羅計畫的精神就是去了解社會結構不公正的部分,透過實踐的方式去改變和影響他人,我認為到其他國家做志工這件事,是服務他人的過程中同時也有所收穫,從對方身上獲取知識以及了解他們的文化,雖然我沒有到其他國家做志工的經驗,但曾到南投信義鄉協助國中新生提前適應班上同學及學校的志工活動,那邊的學生幾乎都是原住民孩子,過程中很明顯發現這群孩子和在都市裡的孩子很不一樣,從休閒娛樂到思維模式甚至是行為,恰恰說明了不同文化與生活模式對人的影響。
在上述的服務過程中我學習到如何與原住民孩子互動,在短時間要融入他們是一大挑戰,但我相信若是能夠有更多時間能與他們互動,就能夠有更多了解,當聽到一些對原住民有所誤會的言論時,我會夠透過自己的了解與經驗與他人溝通、減少偏見甚至是歧視。將同樣的狀況套用在到其他國家當志工,除了給予服務之外,也要從中學習如何去尊重並且有友善的對待與自己不同的文化。